“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民国时期立国之争的再思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次关于“何以立国”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此次争论包括了耳熟能详的一些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社会名流,以章士钊为代表的“守旧派”、梁漱溟、晏阳初等乡村建设运动者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董时进为代表的“创新派”坚持“以农立国”,他们的出发点是中国对于农国地位以及农国精神的维护;吴景超、张培刚、孙倬章则是“以工立国”派的重要拥趸,他们主要着眼于现实,提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才能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此外“非名流”乃至“草根”阶级也参与到了论战中,与他们相比,“名流”论战者有着更为宏观、全局性和深层次的把握。传统认为“工农之争”的论战以“以工立国”派的胜利而告终,然而从不同的视角看,“以农立国”的观点不无道理,甚至对于现阶段经济的发展仍有指导意义。     

生存理性如何影响农户的差别化生产

在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重新定义了“为自家生产”和“为市场生产”的差别化生产行为。基于经济理性行为假设认为农户存在以确保自家食品安全为动机的生存理性。根据在5省区收集的827份农村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户差别化生产行为进行具体分析,描述了差别化生产行为总体特征,并测量农户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威胁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运用Probit模型验证了命题：以食品安全自我保护意识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农户为确保自家消费安全而进行的差别化生产。     

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

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研究了农场主网络社会资本、资源获取与生态农场经营满意度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表明：桥梁型网络社会资本和紧密型网络社会资本均有利于农场同行资源和顾客资源的获取,其中对同行资源的促进效果更为强烈;同行资源、顾客资源对农场经营满意度的提升存在积极的正向影响,二者相比,顾客资源对经营满意度的促进提升作用更为显著。在生态农场创业迫切需要资源的情境下,积累网络社会资本是创业者利用互联网跨越地理障碍、打破信息闭塞,获取关键资源并提升农场经营状况的有效方式。     

“三权分置”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立法表达

植根于“两权分离”的集体土地所有权法律制度已经难以满足“三权分置”下的农地改革实践,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的缺陷集中体现在:权利属性与权利主体的模糊性;行使主体与行使机制的不健全;权能体系和保障机制欠缺。未来立法应该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与农民集体成员权综合治理体系进行科学的立法表达。完善集体土地所有权基本构造体系需要：明确特定社区范围内的成员集体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明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丰富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体系。农民集体成员权是克服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缺陷的重要设计,建构其综合治理体系应该在理论上厘清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民集体成员权之间的关系,设计出科学可行的集体成员身份认定标准,丰富农民集体成员权利体系,健全农民集体成员权利行使规则与救济规则。     

农村高彩礼婚姻中资金转移路径分析

近年来农村高彩礼婚姻不断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通过对甘肃省庆阳市L塬和G塬两个地域3个高彩礼婚姻典型个案的资金转移途径分析,认为当前该地区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且名义转移路径向实际转移路径演变,“合情理”的创造资金转移路径3个特征。基于婚姻市场要价理论对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途径的3个特征进行分析,发现该地区高彩礼婚姻的资金转移路径的特征是男方家庭为提高婚姻市场当中的竞争力,在利益相关方兼职媒人的推动下,不断被动迎合女方家庭要价需求。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再联合

以“资源整合—价值增值—合作社再联合”为研究主线,通过对一家销售型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案例分析,对联合社的生成路径进行了理论解释。研究表明,制度净收益决定着组织的制度变迁,资源整合既能够充分发挥合作社的规模收益,又能够降低交易成本。通过整合资源,成立联合社分享产业链价值增值收益是合作社未来的发展趋势。